近日，日本政府要征收“单身税”的消息上了热搜。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少子化挑战，日本政府出“新招儿”，计划从2026年4月起实施“儿童与育儿支援金”政策，为育儿家庭提供更丰厚的育儿津贴和更完善的育儿服务。这一政策听起来似乎很美好，但是一经公布却引发广泛争议，特别是让年轻人炸了窝。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政策资金的筹集方式上，日本政府计划从包括单身人士在内的全体国民口袋里征收“儿童与育儿支援金”，有舆论称，此举实际上是在变相征收“单身税”。尽管日本儿童政策担当大臣三原顺子极力反对“单身税”的说法，表示将“儿童与育儿支援金”政策称为“单身税”是错误的。但是，日本民众对政府的解释并不买账，网络上关于“单身税”的讨论持续升温，甚至漂洋过海引发跨国讨论，在中国社交媒体也冲上了热搜榜单。
一、“单身税”其实全体国民都要交
当前日本网络热议的“单身税”并非专业术语，也非针对单身人群的专项税种，它是日本政府基于全社会共同育儿理念，向全体国民征收的“儿童与育儿支援金”，来应对少子化冲击的政策。
日语中“少子化”指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更替水平（2.07）的人口学现象。日本的生育率自1974年跌破2.07后持续走低，2024年更是跌破1.2，再创新低，这一数据变化表明日本已陷入自我强化的生育率下行循环。少子化困局下的日本，正在经历一场全民“生育焦虑”。
少子化直接导致总人口减少、劳动力短缺、消费市场萎缩及社会保障体系承压等一系列连锁反应，成为长期困扰日本社会发展的顽疾。尽管日本政府将少子化称为“国难”，将少子化对策升格为国策，但在经济持续低迷、物价不断攀升的背景下，日本国民对增税十分抵触，为确保财源，政府只好向全体国民征收“儿童与育儿支援金”。
据日本内阁府公布的资料，“儿童与育儿支援金”将与医疗保险费一并征收，全国年征收额将从2026年的6000亿日元逐年递增，计划于2028年达到10000亿日元。若将这一目标额度分摊到每位国民，预计2026年每人每月需缴纳250日元，2027年上升至350日元，2028年增加到450日元。日本在征收“儿童与育儿支援金”时将依据不同的医疗保险种类和收入水平制定差异化标准，收入越高，缴纳额度越高。据日本儿童家庭厅估算，年薪200万日元人群每月仅需缴纳350日元，而年收入达到1000万日元人群则每月需缴纳1650日元。
由于日本已经基本实现全民医保，所以新增的“儿童与育儿支援金”也基本上是全体成年国民都要缴纳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确实不是只针对单身人士的“单身税”，但由于育儿家庭可以通过育儿补贴拿回这部分钱，还会剩下更多，而对单身人士或者丁克家庭来说，这笔“支援金”交了之后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因此被很多人形象地称为“单身税”。当然，对子女已经成年的家庭来说，这笔钱也是有去无回的。
二、“单身税”能破解少子化困局吗？
日本政府计划将征收的“单身税”用于扩充儿童补贴、优化入园制度等方面，希望通过社会资源再分配的方式破解少子化困局。然而，这一“招儿”真的能够扭转长期低迷的生育颓势吗？答案恐怕并不乐观。
“单身税”背后隐含的假设是年轻人不生孩子是因为经济压力大，只要给予经济支持就能改变年轻人的生育决策，从而提振生育率。然而事实表明，破解少子化困局远比简单的经济假设复杂得多。
日本政府自1994年出台《天使计划》至今已有三十余年，少子化政策渐趋完善，基本形成了从结婚到生育、从育儿到就业的全方位、一体化支持体系。尽管如此，日本的少子化程度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发严峻，2024年日本生育率跌至1.15,出生人口下降到68.6万人，两项数据均创下二战结束以来的最低值。东京大学赤川学教授认为单纯的育儿经济支持在提升生育率上作用极为有限，从日本过去30年的经验来看，稳定就业、提高收入才是少子化政策起作用的关键。但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就业呈现流动化趋势。据日本总务省统计，近年来日本非正式员工人数持续增长，2023年已经高达2124万人，占到所有雇佣者的37.1%，这些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年轻人的就业环境和经济状况未能得到改善。日本政府将在2026年度推行的“单身税”政策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缓解育儿家庭的经济压力，有助于营造育儿友好型社会，但是对于提升生育率、摆脱少子化困境，恐怕效果未必理想。
实际上“单身税”并非日本首创，保加利亚早在1968年至1989年间便对成年单身人士征收过5%-10%的“单身税”，同样试图通过“经济惩罚”来促进年轻人结婚，提高生育率。然而这一政策收效甚微，“单身税”开征后，保加利亚的结婚率不升反降，生育率更是从2.18滑落至1.86。尽管日本计划实施的“单身税”与保加利亚版本有着诸多不同，但是其核心理念极为相似，从保加利亚的失败经验来看，日本能够实现政策目标的可能性并不高，这一“新招儿”也难破少子化困局。
三、日本少子化的症结何在？
日本少子化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其既是人口现象，更是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与政策体系的综合产物。日本内阁府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少子化原因归结为晚婚化、不婚化以及已婚女性生育率下降三个方面。但是代表已婚女性平均生育数量的“完成生育数”从1977年的2.17上升到2002年的2.23，继而下降至2021年的1.9，在过去近50年里大致上在人口更替水平上下浮动。可以说，日本社会出现少子化现象的主要原因并非已婚女性生育情况的改变，而在于婚姻模式的变迁。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详细记录了日本战后以来的婚姻数据，透过数据变化可以清晰地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的终身不婚率开始不断攀升，社会出现了不婚化现象。据最新的《国势调查》可知，2020年日本男性的终身不婚率高达28.25%，女性也提升到17.81%，这意味着如今日本有近三成男性，近二成女性走上了终身不婚的道路。在日本社会里婚姻与生育高度关联，婚外生育率仅略高于2%，一个人不结婚就基本上不会生育。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与婚育规范下，个体选择不结婚将直接导致生育率的下降，而生育率的持续走低意味着少子化问题愈加严峻。由此可见，日本少子化的主要症结在不婚化上。
日本不婚化社会的形成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一方面，随着时代变迁，结婚的吸引力和不婚的压力下降，结婚的难度提升，导致日本人的结婚意愿下降；另一方面，男女求偶的期望出现偏差以及稳定的婚姻匹配机制弱化，导致婚姻市场“失灵”，在不愿结婚与难以结婚的作用下，不婚化程度日益加深，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
那么，当前被网友戏称为“单身税”的“儿童与育儿支援金”能否促进日本人走进婚姻呢？答案可能依然不乐观。如上所述，这项制度的背后逻辑是对结婚、生育给予经济奖励，而对不婚、不育施以经济惩罚，然而，无论是经济奖励还是经济惩罚只有达到一定程度才能见效。就目前设定的征收额度来看，与高额的结婚、育儿成本相比，“单身税”实在不值一提，应该鲜有单身人士会为了“避税”而选择结婚、生子。
“单身税”政策的争议，折射出低生育率国家在政策工具选择上的困境。日本政府这一让全体国民直接承担育儿成本的“新招儿”，如若无法获得包括单身人士在内的全民理解，不仅难以促进年轻人结婚、生子，反而会加剧已婚、已育群体与不婚、不育群体的对立，加重日本国民的经济负担，最终沦为一项无效且不得民心的政策，引发日本国民的不满。未来，日本的少子化对策需超越“催生”与“惩罚”，构建涵盖经济、社会与文化的综合性治理框架。这一探索不仅关乎日本国运，亦为其他面临类似挑战的国家提供镜鉴。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曹有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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